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一位20年前入学的师哥写于10年前，回忆他的青春他的爱情他的生活，有时想想青春不过如此，当你投入了你全部的热情时，却也不能收获你想要的全部的欢乐，好像那位师哥一样，数年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的大学生活早已结束。只是那段恣意妄为的日子，成为他心头永远的烙印。
有时间的话不妨看看我贴的这篇文章，让我们回到那个奔腾的80年代，那个为我们所歌唱的80年代，那个还没有我们的80年代，那个凝聚着梦想的80年代，那个酣畅淋漓的80年代。
我的大学——我所怀念的地方 胡疯
1、厦门大学
我有两张不同的身份证，一张是广西南宁，另一张是福建厦门。这是四年大学生活留给我的最真实的印记。照片上的少年时年18岁，体重不足50公斤，他庸倦、邋蹋的面容完全出自当时残酷的高考选拔制度。我与其他各省汇聚而来的24位同学一样，是百里挑一的天之骄子。我们一起在大学里学习金融。
厦门大学地处厦门岛的东端，依山傍海，校园里阳光明媚，绿树成荫，红砖绿瓦掩映其间，“爱在厦大”是当时全国高校普遍流传的一句俗语。厦大最独特的风景是那些数十栋用诸如芙蓉、石井、囊萤、映雪等或婉约或励志的名字命名的楼房，芙蓉是男生宿舍，石井是女生宿舍，其它囊萤、映雪、博学则是教学楼，按建成先后分别冠以如芙蓉一、芙蓉二……直至现在的芙蓉十一的序号。解放前建成的楼带有浓郁的闽南风俗，是那些方正敦厚，前廊开阔，色彩繁复的红瓦青石楼，连以整齐清洁的石板路面。据说厦大和附近的南普陀寺都是陈嘉庚先生炸山填海建造的，炸碎的山石正好是难得的建材。而陈先生节衣缩食捐赠的银俩也就是以各个楼宇为计量的，所以后来又有芙蓉是他女儿、石井是他女婿的传言，这也许不仅仅只是同学间代代相传的趣闻。
厦门市当时正处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在此之前他是全国闻名的海防重镇，我在环岛旅游时还能偶尔看到海峡两岸炮战的遗迹，再远就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强行开放的通商口岸了，而清初时他成为郑成功囤兵割据的海上孤岛。飘摇动荡的近代史与含莘茹苦的讨海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塑造了今天闽南人安于现状、自满自足的群体性格。他们富有但迷信，热情好客却谨小慎微，勤劳朴实而又精明狡黠，令人不禁慨叹当年血泪斑斑的“小刀会”、“卖猪仔”、“下南洋”的苦难历程。现在每年中秋或十月十日，海峡上空就会升起缤纷璀璨的烟火；我的二位男女同学来自厦门市也是福建全省最好的重点中学──双十中学；每天鼓浪屿上都有人向内地人游说花2元钱看一次望远镜……所有这一切对异乡人来讲都既陌生又好奇。
厦大成立于1921年4月，我记得如此详细完全是因为入学典礼上，系党委书记用坦诚严肃的口吻夸耀说本校的历史甚至要略早于中国工铲党。这是所完全按照陈嘉庚的崇高愿望和西方教育的标准模式建立起来的私立高等学校，首任校长是获得爱丁堡医学学位的林文庆。1990年他的儿子为把父亲的遗产捐赠给厦大携家眷从海外归来，主人出于礼貌特地主办了一场学术报告会，只有我一位学生和十多名教师坐在可容纳250人的演讲厅里，听他用英语介绍我们当时都不甚明了的爱滋病防范措施。我去只是想从后人身上找到最初那些想用西方优 秀的教育传统改造中国社会的文化精英的遗风。
嘉庚先生破产后不得不出售厦大给国家。他到逝世时已一贫如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校董的名份、一条铁路的远景规划和一座气势恢宏的海上陵墓。他是那个时代众多的伟人之一，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择定墓址和扶灵。 真正使厦大声名卓著的是学校最初二、三十年间的毕业生，他们因战乱流亡海外，也把厦大教育救国的人文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在台湾拥有人数最多、组织最好的校友会。1989年李远哲唯独接受厦大邀请出任客座教授不仅仅因为厦大有全国首屈一指的化学试验室，他告诉我们：他在台湾读书期间，一位时常劝戒他毋忘国耻的导师就是厦大三十年代的毕业生。1991年他们回到祖国参加厦大建校七十周年庆典时已白发苍苍，德高望重了。那一天我们全班登上五老峰顶，我与同学互赠勉励，相约百年校庆再欢聚一堂，同饮庆功酒。
2、莘莘学子
我们的宿舍在芙蓉四，8个人住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子，当年陈景润就住在隔壁。那个年代金钱和财富还不能拉开社会等级的差距，人与人之间高度平等，8个人从一开始就成了好朋友。我个人毕生都是某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和批判者，我和我的同学除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外一无所有。高考制度唯一的优点也许只是它把一群年龄、智力、经历上相仿的青少年荟萃在一起，让他们在共同的生活和学习中既相互帮助又互相启发，由此结下兄弟般的友谊并最终分道扬镳。
那是激动人心的年代，改革开放带来先进事物，知识解禁引发学术热潮，思想解放迎来自由辨论的春天。我抛开课本，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能找到的外国书籍，奔忙在各个讲座报告之间。先是哲学，而后是文学、美学，后来又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我充沛的青春激情和生命力在语言和知识激发的兴奋中逐渐升华起打破权威、反对偶像的幻觉。中山路是厦门市最繁华的闹市区，我每周去一次那里的新华书店。十年前书价非常低廉，而我去得最多的还是旧书专柜。专柜由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掌管，负责收购旧书重新标价出售，我几乎每次都能找到一些好书。现在这个书店装饰得灯璧辉煌，专柜也已不复存在了。买书求学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我曾见过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仅售1.5元，可惜钱不够，当天回校借钱后再去已被他人捷足先登。毕业后我终于在南宁买到这本书时竟要9.9元，而且还是平装本。我上大学时仅携带一件皮箱，四年后返乡已多了16箱书籍，连回程路费都还是借的。买完书后最大的乐趣是去厦门当地出名的吴再添小吃店要上一碗虾面和一个肉棕，我吃得鼻尖冒汗。
我偷过校图书馆每个借阅部的书，为此积累了不少手艺，也曾当作经验在同学中广为宣扬。当然偷得最多的还是期刊部，一是那里有不少新进作家难以成书归集的的最新作品；二是从电影或时尚刊物偷来的画页可以美化宿舍。厦大书店因管理松懈我也常常光顾，从未失手。偷书或不时偷些小店的水果绝不仅仅出于生活所迫，它能帮助我在同学中树立起藐视权威、离经叛道的先锋形象。那时的青春狂热得近乎盲目，我陶醉于形式激进、悲怆的魅力竟完全忽略了实质性内涵。
十年前的高等教育和十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样，处于黑暗与光明、改革与保守、传统与反传统、东方与西方、计划与市场激烈交锋的中心，一批具有现代先进思想及海外归来的的青年教师开始占据讲台。所有这些又与青少年走向新生活的放荡和狂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校园生活呈现出光怪陆离的人间百态，充满着矛盾。有的同学目标明确，脚步坚定，或苦读英语猛攻托福关，或精修课程为考研和毕业分配做准备；有的同学积极参加学生会和各官方社团，在学校的大小社会活动中大出风头；有的同学注重仪表及修养，潇洒纵横情海；有的同学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思想偏激。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着以社会先知自居的优越感和雄心勃勃的个人野心，都以为自己是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不世天才。他们是中国最后一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者。
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所有财金系男生都已经知道我有秉烛读书的习惯，几乎天天不曾中断，一直要到深夜二、三点钟。熄灯后点蜡烛是被学校绝对禁止的，我得以坚持下来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热情和固执，当然最后毕业时我替6位同学完成了毕业论文。可以说我现在的治学方法、思维模式和逻辑理念至读书习惯全部来自那些夜晚，我最终没有成为课堂上一般意义的好学生。我对此从未后悔。
3、文学青年
据我所知，和我同年代的人，只要稍有些艺术气息的都热爱过文学，写过诗歌。当初和我一起购书、观看凡•高画展的同学，96年我们再来到书店时，他只是远远地站到一边。他告诉我毕业后他把那些书统统捆扎在一起塞进略显拥挤的单身宿舍的床脚下。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也不应该去读了。
十年前文学是高尚和崇敬的，高晓松说过，“那时写一首诗比现在一首好歌更受欢迎。”7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还没有被什么琼瑶、三毛、卡拉OK、中国原创音乐所毒害，他们大多参加过毛主席追悼大会，老师讲的也都是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垂而不朽、腐而不烂，实现“四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没有太多青梅竹马的童年、风花雪月的少年，他们的青春期就这样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在一夜之间来得迟缓而又汹涌。
我最早的思想启蒙是从文学开始的。或许当时并没有文学这一说法，人们告诉我说这都是些有碍学业和前途的“课外书”。可正是这些课外书，在那个学业枯燥、思想抑制的年代里成为每个青年共同的精神食粮。我上大学的第一首诗就是模仿徐志摩的风月之作，现在看来，当时我们根本无法分清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我们的感伤仍然是乌托邦社会理想在个人情感世界地延伸，是意气风发的革命豪情与多愁善感的少年梦呓的畸形混合体。
上大学前，我的文学知识仅有一些五四的白话诗和改革之初的几首朦胧诗，是大学改变了这一切，很快我就开始大量阅读当时激进青年间私下流传甚广的西方作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4册），《麦田里的守望者》，《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恶花》，《罪与罚》、《喧嚣与骚动》、《局外人》、《伊豆的舞女》等；尼采，萨特，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里尔克，海明威，加缪，卡夫卡，乔伊斯，川端康成、福克纳、博尔赫斯成为新经典作家；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迷惘的一代这些西方世界层出不穷的文学运动被奉为时代强音。西方一百年来的文学精粹就这样以燎原之势传遍神州大地，我的创作也迅速超越玩赏风月、多愁善感的起步阶段。我以现代派反传统的诗人面目横空出世，连衣着和发型都咄咄逼人。
一位台湾富商思慕舒婷的才艺，与她结婚并为她在美丽的鼓浪屿上置业隐居。结婚后商人重利轻别离，舒婷自己也似乎十分满意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1990年炎热的夏天里，我与四位好友数次探访她在鼓浪屿中华路14号的家居，均无缘相见，只能在留言表达崇敬和遗憾之情后悻悻而归。半年后意外地收到舒婷的来信，她在信中客气而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只是一介平凡女子，不值得世人这样追逐寻觅。那一天我在鼓浪屿书店又买了一本《双桅船》，尽管我曾强烈批判过这本书。当时的我已把自己看作《凡•高传》中烈烈燃烧的向日葵了： “他不能没有这种比他生命更伟大的东西──创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Irving Stone, 1945, 《Lust For Life》）
那是一个才华横溢、白衣飘飘的年代，我就是这样结识毕生的好友福建漳州人韩志斌的。我们在大学最后的几个月里热烈地交谈，不分白天黑夜，他是位善良的文学爱好者和理智的诗评人，直到毕业后他的来信仍然充满挚诚和热情。他说要在生活中把自己一分为二，象上帝一样思考，象市民一样生活，白天黯淡夜晚激昂。他最终没能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 “文学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谎言、最美丽的错误吗？”许多那个年代的英雄人物最终都没能摆脱噩运。海子卧轨，骆一禾暴毙，顾城自缢，舒婷归隐，北岛、杨炼留洋，刘晓波变节，胡河清坠楼，崔健罢演……曾经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被淹没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成为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互惠互利的绊脚石；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问题；一位曾受人尊敬的评论家撰文鼓吹卡拉OK包厢里的歌曲是市场经济时代的诗歌，英雄无用武之地；我1989年的暑假漫长而孤独。
毕业前一个炎热的夏夜午时，几位同学从小酒馆里大醉而归，又意犹未尽地回来叫上我。我们一行人倒提啤酒，勾肩搭背，沿着芙蓉湖边走边喝，吆喝谩骂。其间不知是谁朗诵起我诗歌的片断，众人高声齐和，一路月光如水。那是我大学时代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夜晚，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4、电影和歌
电影和流行歌曲是大学生课外生活的主要内容，厦大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天气晴朗的日子，你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到中广流行网的立体声广播，许多人定期抄录那里的排行榜曲目；有门路的学生摆摊供应台湾最新流行歌曲的母带，拷一盘2元钱；学校录像室常常播放从台湾电视频道翻录下来的电影和音乐节目，一部片5角钱。所有这些信息在周末时都在学校三家村的公告栏上发布，给我们这些囊中羞涩但精神欲求极高的大学生们带来无尽的欢乐。
电影在那个年代里是我们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唯一渠道。凡放映外国片，特别是奥斯卡获奖影片一定爆棚，必须提前数小时赶去售票点排队。我总是和一位同学约好，一个人买票，另一个人就得去霸占座位，大学生们把录像室的过道挤得水泄不通是那个精神洪荒年代的有力见证。我的同龄人大多有过每个周未提着小板凳或拿报纸满世界寻找电视机，一集不漏地看完《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前十四集）的经历。这是中国历史上短暂的一幕，但对我们一代人而言却是永恒、酸楚的成长历程，是无法与其它人共同分享的童年记忆。在当时那个物资匮乏、教育体制僵化、信息闭塞的年代，电影电视取代了父母和老师教给我们世界、社会、人生、恋爱的最初知识，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我从一本书上摘抄下历届奥斯卡获奖影片名单，按图索骥，四处出击，几年来收益颇丰。多年后我才知道其实象《草原小屋》、《青山翠谷》、《孤星血泪》、《日瓦戈医生》、《欲望号街车》、《猎鹿人》、《巴黎最后一班地铁》这样的影片只是极少数，与我想当一名导演的理想相去甚远。我原希望我的电影能够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为苦难深重的人们带去理想和希望之光。
流行歌曲是当时大学生们炫耀自我、渲泻情感的最外向的表达方式，正是那些平日害羞、拘谨的男生往往成为走廊上、澡堂里最红的歌星。厦大女生要回宿舍或去食堂一定得穿过男生宿舍，许多男生就端着饭盒，赤膊光膀地靠在走廊栏杆上，等待漂亮女生从楼下经过。他们冲衣裳单簿的女生唱“你冷不冷，要不要我给你一个温暖的天”；对神态傲慢的女生唱“她以为她很美丽，其实只 有背影还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他们向心仪的女生表白“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或“只要你说出口，我统统都接受”；他们肆无忌惮地歌唱、诙谐的暗喻总能引起一片喝彩甚至追随。我就属于那种把歌词背得烂熟以随时引经据典的奇人，而且不乏知音。
一天傍晚我在澡堂洗澡，听见前面不远的浴室有人在哼罗大佑的歌。我高声唱响，两个人终于越唱越高，其后来洗澡的人也陆继加入。我们唱《光阴的故事》，唱《未来的主人翁》、《现象七十二变》，唱《亚细亚的孤儿》和《爱人同志》，声音响震层楼。那个澡洗得我血脉贲张，酣畅淋漓。
崔健是当时大学生们无一例外崇拜的摇滚英雄，视为反叛与自由的象征。1992年他到厦门举办巡回演唱会，最便宜的票价也要二十元一张。我们在演唱会开始不久就潮水般地涌向前排，随着震聋发聩的音乐尽情欢呼、摇摆，有人还点燃衣衫挥舞过头顶，把音乐厅搅扰成一个狂热喧嚣的大舞台。传统卫道士们纷纷提前退场，整装待发的警卫戒备森严，可此刻什么都无法再与自我一旦觉醒所迸发出来的亢奋和激情相抗衡了。一位女生从台下跳起，把自己印有崔健头像的T恤披到崔健肩上，崔健不失时机地冲着话筒喊：“我说厦大的女生最善 良！”台下又是一阵沸腾的声浪。崔健是比我们要痞。
许多那个时代的名字和歌曲后来都成为我们记忆深处快乐与忧伤的源泉。他们是叶佳修、李寿全、齐秦、黄舒俊、张雨生、郑智化、苏芮、齐豫、赵传、西蒙和加朋克、披头士、《会有那么一天》、《张三的歌》、《马不停蹄的忧伤》、《归去来兮》、《最后的温柔》、《别哭，我最爱的人》、《毕业生》、《沉默的母亲《Yesterday》……我常常惊讶地发现现实是怎样在生活中一一印证那些歌曲的预言，就象我总能在上下班的路上体会到李寿全“塞车的黄昏，城市无人的雨季”的心情。
5、纯真年代
厦大西校门一带是蜿蜒数里的海滩，我四年大学生活的许多个黄昏就在那里渡过。我喜欢看日落，后来还喜欢到海边看书，我把自己年轻时代最唯美、最感伤的诗都献给了大海和沙滩。每当黑夜来临，总会有人在不远处点一盏烛火，总会有清晰悦耳的吉它声迎风飘扬。那是诗情画意的年代，我们生活在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里，就象校园的爱情是纯粹精神、纯粹自由的。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属计划供给制，他们没有太多的生存压力，学业上的竞争也影响不到个人前途，爱情成为他们朴素、单调的求学生活的精神寄托。所有的人都在渴望或等待着爱与被爱，而他们思慕的对象又往往集中于有限的同班学或老乡，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落后：即使有短暂的冲动，真爱仍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精神沟通的基础上的。班上少数几位女生的行踪总是成为男生熄灯后躺在床上的谈资，于是谁与谁，他和她就被反复牵扯到一起。那时的笑话远没有现在这般赤裸和下流，因为当时爱情还是教育的禁区和是非之地，大家彼此都知识有限，想象力贫乏。那些最早有些许感性认识和看过录像带的同学常常被冠以教授、博导头衔，成为一室之尊。我们在黑暗中乔装老练。
那个年代连追求女生的方法都必须是大胆、热烈以及具有轰动效应的。当时大家的竞争地位平等、经济能力相当、物质手段普遍低下，如何利用有限的物资载体最大限度地表达深情和忠贞这样永恒的题材是非常需要才华和创意的，你只有变废为宝、点石成金。如礼物与花的精妙搭配，时间和金钱的合理配置，表白与承诺的综合运用，总之爱情必须高于生活，必须有超越世俗之上的浪漫与激情。于是有人在标识厦大水库入口的石碑上命名“情人谷”，有人在后山的石头或树上刻下两人连笔的名字，毕业前校学生会拨出新建图书馆两侧的空 地供情侣种植纪念树。那时的学生似乎就已经穷尽了歌颂爱情的所有表达方式，使后人在质量上相形见绌。
若以现在的观点看，那些同学和老乡根本谈不上什么美色。但她们是美丽的，无论是在记忆里还是在开始发黄的照片上。那个时代衡量恋人的标准是清纯，是少女气息的天真与纯洁，她们是我们离开母亲姐妹后接触的中国第一批新时期女性。我愿向后人推荐关之琳，她在张学友演唱会上翩翩起舞的倩影具有我们那个时代女生的代表性特征。而女生似乎更喜欢多才多艺，忧郁颓废且柔情刻骨的男生，很象黄舒俊在《未央歌》中的形象。根据后来的报道，如果王菲不是当年移民香港的话，她应该是我海洋生物系同届的校友。1991年我们宿舍与她留在厦大的同班同学结为友好寝室，一度交往甚密。
校园爱情有许多牢不可破的帮规。比如一位男生向全寝室宣布了他的梦中情人，则其他同学必须自动放弃，另谋出路，这样许多隐密的恋情只在我们毕业后才渐渐公开。若喜欢明星则可以不加限制，现代人不会理解我们所谓的喜欢真的就是爱了，不是追星。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叶继红，她把腿一直藏在摄影机的下面，她曾获中国首届模特大奖赛第一名。当然还有奥黛丽•赫本、玛丽莲•梦露、费雯丽、波姬•小丝、曾庆瑜、钟楚红、殷亭如、林芳兵、《飘》、《罗马假日》、《珍妮的肖像》、《太阳浴血记》、《时光倒流七十年》、《爱情故事》、《天使在人间》、《德黑兰43年》……
那个时代的精神之恋终于没能走得太远。1990年一个普通的清晨，一位前南普陀寺佛学院学生因恋爱关系破裂，怀揣两把屠刀冲上六楼的女生宿舍，向该女生连捅数刀，又用强行卸下的凳脚猛烈抽打女生头部，直至白骨暴裂，自己也随即跳楼殉情。我现在的妻子目击了部分经过，她告诉我人下坠时其实应当是轻飘飘的，象武打片里表演的轻功，不象有什么重力加速度。1992年毕业前夕，外系的一对情侣去万石植物院拍纪念照，女生去捡被风吹落的太阳伞时不幸落水，男生伸手去拉，双双罹难。1993年，方琳下嫁泉州，丈夫是她身边多年青梅竹马的朋友和崇拜者，百万富翁，初中毕业文化。1994年许浩中文系的女友毕业，两人终因不能解决两地分居的户口问题在痛苦中分手。许浩，绰号“老二”，全班围棋、桥牌、托拉机、四国大战第一高手。1995年，本班留校研究生林学斌因不满花商在情人节的盘剥，第二天才买花献上，惨闭门冷遇，毕业后负气出走深圳。1995年我们班上硕果仅存的一对恋人友好分手，李鸿旋即赴美留学，杨荣胜下海经商。1996年秋天，我和同学再回到厦大海滨时，那里已经是生意兴隆、灯红酒绿的商业一条街了，据说营业额主要来自厦大学生包场卡拉OK为女友庆祝生日，男方的请柬甚至贴到三家村的公告栏上。 1997年杨学禹结束在海南、上海等地的漂泊生涯回云南昆明成亲。
将永远怀念那个爱情至上的纯真年代。
6、尾声
我的大学时代是怎样结束的？
不是1992年的夏天。在一连串渲泻式的集体聚餐、合影、酗酒、表白、留言过后，我们毕业了。有十位同学遣送还乡，全班同学逐一为他们送行，每次都在站台上哭得泪流满面，包括许多平日疏于交往的女生。从此后人海茫茫，天各一方。
不是1993年秋天，妻子同班也是同宿舍的女友朱敏月向厦门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她利用身为证券公司交易员之便挪用顾客资金炒股，在过了近一个月惊恐万状、心力交瘁的日子后，终于彻底崩溃。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根本不能与市场荒谬、无情的变动规律相比，自首的第二天股市就大幅反弹。敏月最后因认罪态度良好以及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得以宽大处理，叛处十年有期徒刑。她是学校里唯一为我与妻子祝福的同学，临行前送给我们一支黑色的英雄依金钢笔作纪念。
也不是在1994年的海南，我乘出差机会与杨学禹在异乡土地上重逢。我们抽金桥，灌啤酒，操闽南俚语，我们冲进舞厅唱《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告别的年代》、《鹿港小镇》，跌跌撞撞地相互挽扶回到酒店。临别前他抱住我：“岑宇，下次见面一定不能这样子。”“那该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反正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说完他转身离去。我们的最后一面不欢而散。在学校里，他大理白族，我广西壮族，他总嚷着闹民族独立，说少数民族要团结成多数民族。 我的大学时代是怎样结束的？“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Morris Dickstein, 1977, 《Gates of Eden》）
我们出自一个已经宣布破产的教育制度， 我们在阳春白雪、风花雪月的校园文化中成长，又带着改造世界的贵族理想和个人野心走向社会。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向市场经济急进过渡的断裂带，与前人相比我们是牧歌似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绝唱，享受着最后一次公费教育的福利；与89年后入校的学生相比我们又是市场经济的前奏，以血肉之躯试验世态炎凉。我们身上同时兼具了极端与浪漫、叛逆与唯美、骚动与怀旧、狼与天使、英雄与市民、上帝与犹大的诸多矛盾，我们被急速飞转的历史横腰劈成两半。
1992年以后发生的许多事都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和理想格格不入。就在我们读书期间，中国一夜之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大款和成功人士。他们是些曾经被教育体制淘汰在你身后又被时代浪潮高高托举的人物，他们是时下声名显赫的改革者和社会主流。价值颠倒黑白，标准指鹿为马，你发现你再也不能靠才华和能力去赢得尊敬，不能仅凭创造力和想象力就生活得更好，工资对你微簿而且耻辱。理想回归现实，尊严服从需要，我们大势已去。我们刚步出校园就被剥夺了时代精英、社会栋梁的光环，迅速分化，“有人在大白天里彼此争暗斗，有人在黑夜之中借酒浇愁”。（罗大佑，1983，《现象七十二变》） 一代人走入社会从历史的水平线上就此消失。
1996年的春节因寒流南下显得特别的寒冷而冷清。妻子给我送来午饭，她叮嘱说里面已预留了一份给同事就走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同路人，我们鼓励过，也争吵过，我对她说了同事是个节俭的人我们一起吃单位发的年货就好了。我与同事边吃边漫不经心地搭扯家常，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过了一会，想她该回到家了，我抬起头。我心事重重地从柜台栏杆间向外望去：天空中阴云密布。 就在那一瞬间，我脑海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的大学时代结束了。
【后记】
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越战结束后，美国大兵在越南留下了近两万名混血儿童。终于有一天，这些孩子发现他们是这样的不合时宜，他们跑回家去，拼命用肥皂搓洗自己的黑皮肤，直至伤痕累累──他们想把自己洗得和别人的孩子一样。我也是这样一个躲在角落里拼命洗刷自己时代烙印的黑孩子。 我把本文献给文章所提及的人与事。历史和时代亏欠他们的，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回忆和才华去补偿。（胡疯，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记）
